发布时间：2024-04-27 22:00:43 来源: sp20240427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概念，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开启。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建构和学理化阐释，弄清其“何以提出”“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标注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推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物质基础。但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这就需要处于这个时代的政党、国家和民族深刻把握历史方位，从文化上层建筑层面主动引领时代发展。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地位作用极为深刻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原创性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唯物史观的依循，更体现了对文化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标注着我们党对当今时代文化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赓续党的百年文化自信自强的历史根脉。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反思、重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寻找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未来走向，成为潜藏于反帝反封建任务背后的深层课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化自信自强的新路径。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提出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纲领和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科技和文化事业。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突出文化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夯实思想认识基础。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进步，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竞争愈发激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社会普遍涵养和增进文化自信，传承党的百年文化自信自强的理论品格，正当其时、恰逢其势。
习近平文化思想聚焦及时科学解答时代课题的现实需要。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强调“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聚焦主要矛盾，准确把握时代的呼声，科学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结晶。新征程上，文化强国建设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挑战更为艰巨，置身于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中，更能深刻体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时代和实践的深远意义。
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纵深
习近平同志在青年时期就对中国经典古籍、历史文化书籍和中国古典诗词展现出了浓厚兴趣，这些阅读和思考为他在后来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态度打下坚实基础。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度重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身体力行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对林觉民、冰心故居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亲自主持推动故居修缮工程，还为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省外客人担当讲解员。担任福建省代省长期间，为保护有“南方周口店”之称的史前遗址不为矿山开采而摧毁，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一直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历史文物，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这些论断和举措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在历史和时代发展大势中正确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历史洞见和深邃战略眼光。
习近平同志深刻阐明意识形态工作的本质地位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党执政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复杂，新形势下全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挑战，由此更加凸显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代大背景和大气候下，宣传思想工作作为首要的前沿阵地，必须旗帜鲜明地展开正面斗争。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全面系统阐明了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职责、主要内涵、使命任务和原则方针，为做好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余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宣传思想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积基树本、创新发展，一刻也没有放松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力维护了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深刻认识“四个自信”的生成和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全面推进，必须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中加以把握。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道：“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同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之所以愈发凸显，是因为在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文化自信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挥作用的舞台更为广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文化战略地位和作用与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渐上升到新的高度，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文化建设取得累累硕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论断。在“两个结合”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作为第一个结合的衍生体被提出的，从与现实国情的结合到与中国历史传统和思想文化的结合，意味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入了新阶段、新领域、新境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叙事角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针对理论和现实中存在的错误对待传统文化或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文化等思想固化问题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文化叙事体系内的理论创新，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文化发展空间。
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点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的思想体系，不仅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创造，而且有着清晰有力的文化工作部署，实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是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要从整体上把握其主要内容，还要对其内涵和特点进行理论概括、深化学理阐释，找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魂脉”，更好发挥指导和引领实践的作用。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是新时代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重要理论总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色。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及党和人民的关系决定的，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准则必须长期坚持和贯彻落实。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针对宣传思想工作“谁来管”“如何管”“管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针对文艺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强调文艺创作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解决好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体现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宣传思想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在理论中相互依托，在实践中相互确证，共同绘就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坚持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相互促进。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间断传承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质，特别是其中关于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如何实现创新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一方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守正创新，以科学态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揭示了文化自信的根本来源，强调要在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以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华文明进入新形态，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文明新选择。
坚持文化多样与整合凝聚有机统一。在当今中国社会，多样文化和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对社会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文化建设贯穿始终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重视运用文化引领人民前进方向，通过推进文化建设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汇聚力量。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从制度层面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极大巩固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内涵，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本身蕴含三重文明语境，是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时空交汇的结果。这种融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不是简单的物理相加，而是化学意义上的整合凝聚，使“魂脉”“根脉”和多重文明语境之间发生深刻化学反应，进而巩固文化主体性，增进民族文化认同，迸发出更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坚持以我为主与文明互鉴交叉融合。中华文明本身具有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基因。古希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皆因被殖民和外来文化入侵而走向衰败，最终碎片化甚至中断在历史长河之中。唯有中华文明在积极吸收和融合外来文明优秀成果过程中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看，我们党很早就认识到文化建设要“以我为主”。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丰富发展了文化建设的原则方法，提出坚持文化发展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辩证取舍，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把握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高度审视和思考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对外传播和交流互鉴。强调坚持以我为主并不是以我为尊、排斥外来，而是在尊重差异、理解个性的基础上平等交流、互相借鉴。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宽广、开放的国际视野。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现为能够交流互鉴的开放性文明形态，而不是孤芳自赏、自我演绎。这是由文明互鉴的规律所决定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又一突出特质和重要理论线索。
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和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突出了文化在党的理论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对文化建设战略地位和作用的深刻把握，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理论的丰富发展；内在包含关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精神向度，追求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作用理论的丰富发展；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发展规律，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产生演进一般规律的创新发展；着力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发展空间，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进路的丰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化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坚持学以致用，自觉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谱写更为绚烂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文化篇章。
(作者：刘建军 范娇阳，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付子豪】